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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其葬礼的日子与灭宋献俘仪式仅隔着几天，热度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多大臣的注意力就放在了被俘宋主赵佶、赵恒二人的封号之争上。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除了依然沉寂在悲痛之中的刘氏、赵永裔、赵竹娴等人外，关注赵遹后事的大臣其实更关心皇帝对其追封“内阁总理”一职究竟代表什么含义。

    大同无相，内阁虽掌少部分相权，却只是皇帝都秘书机构，位卑权也轻。

    “总理”一词乃是正乾皇帝新创，但其“总揽、管理”之意却是再简单直白不过。

    以皇帝对赵遹后事的重视程度，这个“内阁总理”之职显然不会只是总揽内阁事务的“小官”，其品阶至少要超过当前权位最重的各路巡抚使。

    不然的话，以此职追封先后出任三路巡抚使的赵遹就太侮辱人了。

    综合以上分析，内阁总理之职的定位就已经很明显了——正是大同帝国一直没有设置的宰相！

    正乾皇帝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事，追封赵遹内阁总理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其举不仅代表着大同将要设置宰相之职，原本为适应君权相权归一的政权体系也肯定会因此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如此一来，无论是有志于冲击首任或次任宰相者，还是有志于在新的权力体系中取得更加显耀位置者，尽皆动了心。

    一时间，大臣们上奏章的积极性都高了不少。

    众臣如此卖力地表现，就是为了加深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印象，关键时刻才能被想起来。

    权力场即是名利场，身处其中者，基本没有人能够真正超脱。

    或者说，真正超脱的人也不适合涉身官场，更不可能走上高位。

    这一点，不仅欣欣向荣的大同帝国如此，刚刚重生的赵宋政权也是这样。

    赵构由蔡州开始的逃亡之路虽然极其狼狈，乃至九死一生，可随着大宋已经灭亡的消息传开，各类投机者也不断汇聚到了他这个旧朝仅存的亲王身边。

    待到其人摆脱了同军追击进入江陵府后，更是吸引了一大批大宋灭亡之前逃出临安城的大臣来投。

    国不可一日无君。

    残宋众臣很快就达成了共识：为了凝聚人心对抗大同，应该立即重建一个新政权。

    但在宋室大臣决定拥立康王登基之前，必须先解决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新政权的法统从何处来？

    大宋亡而重生，康王接替其兄成为皇帝，其皇位不管是来自旧君身亡之后的继承，还是来自其兄尚在位时的禅让，都要有前任皇帝赵桓的正式诏书才行。

    不然的话，众人就是擅立，新王朝就不能再使用“大宋”的国号，也就失去了号令天下的资格，其每一寸领土都需要自己一刀一枪地打下来。

    这个任务对在同军眼皮子底下刚刚重建的江陵小朝廷来说，显然太艰难了。

    江陵小朝廷的国号必须是大宋，不是因为大宋有多好。

    而是只有大宋王朝重生，才能保障残宋各方势力的利益，才能让各方勉强团结在“大宋”这面破旗之下。

    并且，大同正乾皇帝在《讨宋檄文》中就明确强调了灭宋乃是同宋两国争夺天下正统之战，任何个人和势力都不得参与其中。

    只有继续高举大宋破旗，新政权才有争夺天下的资格。

    或者说，才能获得正乾皇帝的认可，假装自己是一支可以争夺天下的力量。

    可惜，众人讨论来讨论去，都拿不出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来。

    因为，昏君赵桓一系列的迷幻操作使得大宋国破又失人心，被灭亡得非常“彻底”。

    两代皇帝赵佶、赵恒和妃嫔、宗亲尽皆被掳不说，天子印玺、法驾和卤簿，以及礼器、法物、大乐、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等代表天下传承之物，也都被同军打包带回了燕京。

    破城前慌乱逃出临安的大宋臣子实际上和康王赵构一样，既无天子允许拥立新皇的圣旨在身，也没有任何信物可以供他们矫诏重建朝廷。

    最终，众臣只能以大宋被灭之前，皇帝曾委康王兵马大元帅之任，实际已有托付天下之意这个荒唐的借口糊弄过去。

    由此，重生了的“大宋”依然是各方利益的聚合体，而作为皇帝的赵构仅仅是个可以让各方势力勉强达成共识的吉祥物。

    对这些臣子来说，通过拥立康王登基获取更高的权位稳赚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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